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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斯先确立了编辑制度——《时代》周刊是编辑的天下。人们还告诉他他无权将《时代》周刊称为“新闻周刊”，理由是杂志充满了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偏执的卢斯回答：“因为我萌了这个念头，所以我爱给他取什么名就什么名。”

    卢斯是时代杂志公司的总编，也是《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的主编，无论表什么文章，他都全权负责，掌控一切，谁也不能染指。一次，卢斯的一名高级记者曼宁焦躁不安想辞职，卢斯亲自飞到欧洲和他会面，劝他改变主意。会面后，爱才如命的卢斯彻底丧气，因为曼宁想当他这个角色。对于卢斯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一般来说，《纽约时报》主编的变更，连精明的读者也察觉不到，因为这样的大报，主编对报纸的控制几乎鲜为人知。《时代》则不同，《时代》是编辑的杂志，编辑对报道格调的决定权达到了乎寻常的程度。在周刊内部，主编支配高级编辑，高级编辑支配撰稿人，撰稿人支配记者，主编是凌驾一切之上的。

    卢斯手下的记者被新闻历史学家称为“双料使者”：一方面努力寻找事实真相，来佐证这个世界的变动；另一方面则与编辑部进行不断地斗争，寻找政治支持和版面呈现。卢斯道地的记者好奇心和纯粹的传教士的个性分裂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严峻考验，而牺牲者就是最著名的记者的白修德。

    卢斯非常欣赏他的驻华记者——犹太人白修德，因为他实在太出类拔萃了——他的漏*点、意志、洞察力和判断使卢斯赞叹不已。卢斯现白修德像自己一样热爱中国，白修德也认为，“自己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受到卢斯的影响”。194第二天，他与白修德就乘坐一辆黄包车到闹市区与市民交谈。两人在重庆形影不离，结下深厚情谊，随后卢斯任命白修德为《时代》远东版主编。白修德没有因为老板的赏识而冲昏头脑，他对中国的真实报道以及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越来越刺激卢斯，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44年，白修德现自己的一篇署名文章被卢斯删改得面目全非，遂出抗议。同年11月，他的稿子已经在《时代》周刊不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白修德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给卢斯的电文中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他和卢斯不再称兄道弟。在冷漠的气氛中，白修德提出辞职，然后一鼓作气，写下了《中国的惊雷》。书中的倾向使卢斯大为光火，他大骂“那个婊子养的犹太丑小子”，使得白修德伤透了心。其后两人十年不再交往。

    后来的事实证明，白修德是对的，而卢斯错了。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长谈。不久，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卢斯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他与卢斯彼此更加小心翼翼地接触，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亲密。

    亨利.卢斯对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结，他在中国的童年过得艰辛无比，成年后他总是回忆起作为传教士儿子的悲惨之处。中国养育了他，又像鬼魂一样依附在他身上。某种程度上，卢斯的存在是作为国民党的驻美大使而存在。他甚至认为，中国是自己除美国之外最热爱的国家。

    卢斯一生数次访华，接触的都是少数上层人物。1932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其后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般的接待。193o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了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一人。

    由此，自上世纪2o年代初创刊以来，《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就没有间断过。

    早在1924年9月8日，《时代》就将军阀吴佩孚列为封面人物，而这只是它关注中国的开始。童年的卢斯目睹了上世纪初中国的贫穷和战乱，对中国既爱又恨。长大后，他又坚信只有依靠美国方式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富强”和“**”。为此，他在美国利用手中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摇旗呐喊。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社会还深受“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卢斯却对中国报以同情，他向中国前线派遣了十多名战地记者，率先在《时代》上大量报道中国抗战。不过，这些报道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报道、抨击日军暴行的同时，他还竭力树立蒋介石中国战时领袖的形象，以此获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为此，蒋介石、宋美龄接二连三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人甚至在1938年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中的“风云夫妻”。国民党将领陈诚也登上过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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