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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方平说：小屁孩此番涉及的是军事和律法问题，这不是老夫业务，所以你和他怎么闹老夫不管。但有一点，不要再说他和西夏人一伙这样药丸的话，不要让他的心真的冷了。当年西夏在淮西破坏大宋经济政策的险恶用心，就是被大家口里那个不可救药的小孩亲手把毒瘤拔除，现在抓捕绥德军两个营的那伙流氓，是当年淮西战场拉起手袖把西夏奸细干死的那群。

    张方平直言不讳对李参说：“若没有神机营当年在淮西冲锋陷阵，我大宋财政进一步恶化，就没有今年以来对西北支出的增加，那么兴许宋夏之战已经开启了。”

    李参又问老张这事怎么处理。

    张方平耍赖说不知道，这是种鄂、王安石、王雱三方面的锅。等他们处理完了若你觉得不服，可以进京找韩绛打官司，韩绛和皇帝才是有权利把小孩捉进京吊打的人，其他都不是。

    到此李参想死的心都有了，无奈这就是大宋的政治。受益于这个体制的群体无比巨大且无比牛逼，包括李参自己也要维护这个体制。

    先不说皇帝护着小孩，就算是皇帝讨厌小孩，发生这种文武撕逼的事皇帝也没办法。

    至于韩绛就不说了，那家伙乃是王安石的铁哥们，一起同过窗甚至一起嫖过娼，又是个死脑筋，在王雱占据律法优势的情况下找韩绛打官司、只能把西北形势变得更糟糕，因为会破坏所有的西北潜规则。

    在李参看来韩绛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傻逼，他和包拯差不多，是被某种信仰忽悠瘸了的人，容不得什么潜规则，他们不会管大宋西北防线依靠的是什么，他们只会执行他们认为对的律法。就算被西夏人打进来也不是他们的错，是大宋军队的错，是西夏人的错。

    大宋政治大抵就这回事。

    说起来，事件发生的初期，王安石也在枢密院暴跳如雷！

    因为别人或许不知道，但王安石太了解那个不良少年了，自从脑壳被驴踢了后他没有安分过哪怕一天。看起来此番王雱是对的，但大老王深深的知道，这是王雱钓鱼执法，是设局坑人。

    不是说王安石不关心抚宁县子民，只是说西北就那样，形成这些有很多历史的复杂原因，并不能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且上任枢密院已经有些时日，在其位而谋其政，王安石也慢慢的转入了军中政治和西北情况的思维上。

    那么无疑，在王安石看来双方都有错，但王雱的错误更大，因为真会短期影响到大西北东线的防御能力。

    王安石这都准备派老廖去把小屁孩捉回京在审查了。无奈包拯韩绛说王雱没毛病，只要王雱没造谣，绥德军真是超过百人且越过大里河，就是被全体斩首也不冤，何况王雱已经控制了人员伤亡，只是抓捕扣押。

    陕西东线要塞到底怎么防备西夏人韩绛不关心，就事论事，老韩此番力挺王雱无错，因为事件发生这么久，种鄂和绥德军方面只是诉苦，并没有申诉说“绥德军没过大里河”。那么事件进行到此，司法上就坐实了绥德军无帅司委任的情况下踩了红线。

    韩绛认为大头百姓踩线情有可原，但身为军人踩线却只被杀了四十一人，那已经很完美，已经是很轻的代价了。

    包拯还严正要求这事上王安石避嫌，有理有据，老包说儿子的事爹来判的话只能出现两种情况，不是矫枉过正就是包庇。任谁一种都不叫公正，只能叫扯淡。

    一向和稀泥的枢密使老梁，听取了韩绛包拯的意见后当然就不让王安石管这事了，老梁自己更不想管，西北洪水滔天与相公我有个蛋的关系，相公我连内情都不了解、介入进去肯定是背锅的那个大脑壳，总要得罪一边。

    于是老梁也就只来虚的，以枢密院名誉发文种鄂道：“相公我不在实地，无法了解到真实的内情，具体的问题需要你永兴军路，更具实际情况，在大宋律框架内，进行妥善的协商，直至圆满解决掉。要以大宋皇帝的意志为基准，团结西北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为大宋西北国门尽力。”如此云云一番。

    等了许久却只拿到了军1委这样的回复，种鄂就醉了，老梁相爷他有够牛逼的，洋洋洒洒一大篇文章写来，却没有哪怕一个字是用于指示具体方案的，全特么的是抒情和空话？

    赵大叔自始至终没露面过问这事，然而作为一个消息控，老赵也私下召见了狄青详聊。

    西北军中那些事、那些猫腻，没人比狄青更清楚。于是狄青给皇帝交底：王雱在颠覆，颠覆西北军事，颠覆西北东线要塞的整体防御架构。

    皇帝一阵郁闷，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颠覆。可惜这东西又爱又怕，把神童放抚宁县，不就是老赵内心深处的那份不甘心吗，这和当初抬举狄青目的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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